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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经验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发布时间: 2020-09-06 14:23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中国提出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这一旨在实现全球包容、发展与和平的崭新方案,标志着一种新的世界精神,即多边主义、共同发展等理念走向世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保持着连续性与创新性两大特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工程中不断解决变化着的社会矛盾,并在自由主义单极世界中宣传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支持反映出世界人民对和平的普遍诉求,这是21世纪积极探寻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中国 连续性 创新性 新世界精神 替代方案


  一、前言


  2019年6月,屈冬玉当选为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新任总干事,成为第一位担任此职的中国人,这一结果堪称史无前例。屈冬玉的当选再次证明中国可以引领欠发达国家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自主作用。尽管欧盟与美国为此游说数月,但世界多边机构已不再是由西方国家所掌控。

  古典欧洲中心主义认为,西方以其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自由社会制度宣告了历史的终结。然而,屈冬玉的当选则体现出全球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阻挡的新趋势。如同黑格尔看到拿破仑驰骋于耶拿、向外征服全世界一般,今天我们也看到,作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代名词,西方领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日薄西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新世界精神:多边主义与中国和平崛起理念走向世界,这是一条旨在实现全球包容、发展与和平的崭新替代方案。

  因此,本文探讨了这种新世界精神的三个要素,从而为西方进步力量与中国经验之间的结合找寻一条合适的道路。换言之,西方进步组织与政党应该承认哥白尼式革命,它是一次前殖民国家带领全人类超越资本主义的巨大进步。然而许多左翼人士却认为,西方拥有最大的革命潜力,并坚信西方先进的政治意识将导致工人知识分子霸权出现的可能性。如同欧洲共产主义一样,他们只关注内在的智力分析,却忽视了现实具体的社会主义成就。

  本文基于中国是当今地缘政治与世界无产阶级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一观点,认为在中国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摆脱了屈辱与压迫的历史,实现了工人阶级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繁荣富强。西方国家必须承认中国已经跻身世界前列的客观事实,所谓的西方进步理论家也必须正视中国所取得的社会主义伟大成就。基于这一点,我们将中国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发展之中,去讨论权力问题的解决方法并详细阐述其在多极世界中的作用。我们敦促西方进步人士效法意大利共产党在中意之间签署新的协议备忘录时的做法,努力借鉴中国经验并积极推动实践。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中国


  对于西方现代观察家与共产主义激进分子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革命实践,尽管中国思想家们作了大量的理论贡献。事实上,在西方国家,大多数现有的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献首先是由西方学术界的激进知识分子撰写或者介绍的,然后才被西方社会所了解。由于西方激进学者较少参与激进政治,这使得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与中国贡献割裂开来。中国所取得的具体成就往往更容易从其他感知渠道传递到西方:西方游客参观中国的现代化城市;西方公司向中国客户出售他们的产品以及西方精英公开讨论遏制中国发展的必要性。因此,中国的崛起对于西方来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这种崛起背后所隐含的西方世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抗拒,使得他们将旧中国与新中国混为一谈,就如同欧洲与欧盟一样。

  这种明显且经常割裂的做法使得西方社会无法正确认清中国经验在国际共运史中的地位。事实上,作为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是一个延续数千年的地缘政治实体。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这样解读,才能得出如下结论:旧中国通过建立新中国而走向其复兴之路。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使旧中国摆脱了殖民桎梏并将其生产力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场发生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可以用两个基本主题来概括,即接下来要讨论的作为推动全世界进步力量的方法性与实践性活动:连续性与创新性。

  伴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显示出连续性特征,也就是说,这场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这场实践最初被认为是解放与复兴的工具,当时中国处于军阀割据状态,接连遭受日本的野蛮侵略。时至今日,数十年过去了,在习近平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致辞中,这些理想仍然能引起共鸣,显示出历久弥新的美好愿景。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下,勤劳的中国人民解放了自己,8亿人摆脱了贫困,充分显示出物质生产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非获取利润。为了继续推进反殖民斗争,中国建立起社会保障体制,制定了符合其经济发展与社会政策的法律制度,并在技术领域追赶西方国家。多梅尼克·洛苏尔多在各种场合和著作中都提到,这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使中国实现了从一个附属国家向社会主义先锋的转变,也可以被合理地称之为民族与阶级解放的史诗。

  同时,作为第三国际中的一员,中国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一开始就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广泛经验相一致。为了兑现共产国际巴库大会的反殖民主义承诺,毛泽东坚决将争取民族独立界定为阶级斗争,并将其纳入列宁而非甘地的阵营。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同样借鉴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当世界上其他政党破坏了其政治革命的连续性时,中国却因其连续性令许多人出乎意料并永久铭记,因为其他国家的大多数精英已经默认并接纳了新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计划。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接过了接力棒,继续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存在就是对流行于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初的历史终结论以及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等老生常谈观点的否定。中国还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从而成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黑暗时刻的一座灯塔。中国也由此播下了威望的种子。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清晰地表明资本主义不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时,这颗种子便萌芽了。新中国自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比任何理论更能证明另外一种社会与生产的现实可能性。

  然而,如果中国没有巧妙地将连续性与创新性结合起来,它也不可能获得成功。从一开始,毛泽东就在革命理论与实践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他以全新的方式对待农民,颠覆了将农民视为落后阶级的传统观点。等到统一战线必然形成之时,毛泽东就已经预见了苏联对阶级斗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统一性分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特别注意苏联内部的社会发展,发现其困境的早期预警信号,并结合中国实际作出不同判断。这种创新精神无疑巩固了新中国的胜利成果。同样,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尝试,创新了共产主义实践并使之适应中国的具体实际。

  没有中国思想家的理论创新就没有这种实践创新。中国成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理论阐述的主要力量,实现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发展与理论创新。尽管语言阻碍了它们在海外的普及,但中国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期刊和研究机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不同于西方激进学术界,中国学术界以日常生活实践为基础,试图建立起一套共生的反馈循环系统。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以从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汲取营养,从而确保始终没有偏离方向。与西方学者不同,他们既没有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也没有退缩到一种对过去不切实际的崇拜或逃离到另一个幻想世界。这项卓有成效的创新路径产生了关于所有权、国家与市场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理论阐述。

  作为将连续性和创新性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巧妙结合的典型,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如何在意大利共产主义学者的帮助下进行法律改革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与官员意识到要建立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新法律框架,但由于国际社会发生变化,他们无法依靠苏联的法律经验。与此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些意大利共产主义学者与中国的共产主义学者联合起来共同研究了罗马法及其民法典。这种草根创新延续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先前的经验,通过不同的历史和国情来研究混合经济及其机遇。当意大利转向新自由主义时,中国学者已经吸取了意大利同行的经验。中国通过发展和创新,目前已成为法律学术研究的中心。

  发展的眼光(革命运动中的“历史观”)和不断自我革新的能力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取得重要历史性成就的基本前提。


  三、连续性中的革新:权力问题


  连续性和创新性的宝贵经验是十分有价值的,因为它关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模式和最根本的权力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没有忘记或否认苏联社会主义的有益经验和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其中最根本的仍是权力问题,即必须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充分行使权力。

  在吸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与时俱进地解决每个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理论上的进步需要从客观现实入手,并深入分析随客观条件变化而变化的主要矛盾。如此,中国可以有计划地运用政治权力来解决矛盾。历史地看,中国的革命和改革开放可以被划分为几个基本阶段,而划分的依据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所优先解决的主要矛盾。

  在革命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将主要矛盾确定为抵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因此,即使在与其他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仍试图将他们纳入自己的革命战线。

  从1949年到1956年,伴随着中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把从根本上变革生产关系性质作为首要任务,开展了重要的土地改革,确立了土地所有权并改造私营企业,逐步实现国有化。根据当时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共识,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通过这种体制,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在重工业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资本。不过,中国整体经济仍然十分落后。众所周知,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成为继反殖民主义斗争与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第三篇章。生产力发展落后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正是以此为基础。自此以后,商品经济得到支持和肯定,但其发展不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及公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换句话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邓小平保持了自己的创新与毛泽东的经验之间的连续性。邓小平认识到,人类历史上没有建设这样一个新社会的先例,中国共产党应正视而不是否定历史,这样不仅没有背离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而且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展开卓有成效、革新性的辩论。为了体现连续性与创新性之间的平衡,中国不断探索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2011年将市场定义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而2013年将其定义为起决定性作用。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一直在关注主要矛盾转化的问题,并逐渐提高对这方面的重视,直到中共十九大才正式予以宣布。

  回顾这些主要历史阶段,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将中国共产党克服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串联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各种情况下,中国都能迅速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并达到预设的目标,最后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事实上,在确定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漫长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领导地位。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从而使社会主义红旗在世界东方高高飘扬。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也显示出列宁式本领,即通过彻底的反腐败斗争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相反,西方资本主义未能继续自我革新或规范公共道德,最终无法赢得其民众的信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明确其价值体系是根植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与文明的,但同时又因为吸收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而具有普遍性意义。因此,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虽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但是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所以中国追求一种惠及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而西方资本主义却因其普世价值危机而失去了原有的面貌,迷失于本土主义与身份政治的相对特殊性之中。如今,西方社会似乎已经失去了在20世纪所赢得的物质和理想成就,这应当归功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力量。


  四、中国与世界自由主义单极性动力


  习近平所倡导的共同价值是基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的整体性理解。借助这种方法,中国可以找到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新问题的可行方案。 因此从气候变化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着眼于应对这一时代迫在眉睫的各种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逐渐超越了以美国和北约为首的单极世界的影响力,后者的军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冒险行为破坏了许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声望来自于对这种单极世界的反对,特别是体现在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中基于互惠和反战理念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的确,这种单极世界立场越重要,新的世界冲突风险就越大。1945年之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要高于任何时期,同时这些冲突伴随着时代发展而具有新的特征。

  譬如,一些美国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希望能够找到中国与俄罗斯公开对抗的因素,但结果却事与愿违。美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一再宣称中国和俄罗斯是和平、合作与多边主义国际关系的主要威胁。美国社会中的各种反动势力不断挑起世界各地的冲突和仇恨,以期引发一场席卷全球的熊熊烈火,从北非(利比亚)和中东(叙利亚和伊朗)烧至拉丁美洲(尼加拉瓜与委内瑞拉)和东欧(乌克兰)。在这一点上,同叙利亚问题一样,先前的帝国主义正统观念未能延续至今,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其看法充满矛盾。然而,这届政府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帜,试图在对中国发动新的贸易战问题上寻求美国一些机构的支持,企图保持美国或北约对全人类命运的新一轮控制。

  此战略没有降低全球冲突的风险,因为这届美国政府继续将美国单边主义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然而,这种做法在全世界范围内已造成了灾难性后果,譬如前南斯拉夫、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地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与其前任的正统观念一样危险:美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从西方国家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军事工业联合体之上,没有这些,美国将无法生存。一些反对的声音,例如针对北约的言论,也仅仅出现在总统竞选时期,很快就被民众所遗忘。

  尽管如此,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失败,对于世界和平的威胁也不会消失:特朗普执政不是体系的畸变,而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长期趋势的缩影,这种趋势直至今日仍被政治正确的话语所掩盖。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主义者总打着人权与自由世界主义的旗帜拥护前几任总统的帝国主义正统理念。同样,世界帝国主义的其他两极——欧盟与日本,也加大了干预力度,这主要体现在对利比亚的公开侵略上。

  中国的外交政策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区别:中国的国际关系理念与积极维护世界和平这个前提密不可分。的确,维护和平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普遍诉求,因为在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对和平的呼吁实质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呼吁,这与甘地非暴力理念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维护世界和平是当前全人类共同的愿景与期许。

  中国在非洲这个贫困与复杂的地区赢得了许多赞许,这一点也不奇怪。在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竞选中,中国获得了非洲国家的广泛支持,以及近年来中国与非洲40多个国家签署合作协议同样印证了这一点。而西方国家在对待非洲问题上表现出与中国截然相反的态度,更多采取领土占领与新殖民主义方式。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历史过程,其对资本主义的挑战程度可能远远大于在20世纪的其他尝试。


  五、西方进步力量的前进之路


  西方进步力量必须参与这场全球政治变革(或革命)。如果我们要以陶里亚蒂的风格进行一次“对我们敌人的演讲”,那么我们会说,意大利的萨尔维尼以及曾统治许多重要国家的激进右翼都对采取明确国际立场来制定国家霸权政策和维护稳定秩序的必要性了然于胸。相反,其名义上的反对者还不能理解如下情况,即意大利民主党的恐华症不是偶然的。比如意大利左翼大部分人士攻击了数月前意大利与中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些政治势力往往反对欧盟一体化,甚至反对意大利在欧洲—大西洋计划之外建立牢固的国际关系。

  出于对各种因素的综合考量,意大利共产党坚定地站在批判的立场对待欧盟及其自由原则和理念:基于意大利共产党与天主教民主党二者妥协而诞生的反法西斯主义宪法高于欧盟的自由条约,许多主权已经从国家议会转移至不民主的欧盟机构。欧盟的经济政策一直是其损害工人权利并将收入从劳动者那里转移到资本家手中的重要工具。中国与欧美政策完全不同,一直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然而,欧盟的这些政策得到了保守派、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的广泛支持,从而造成西方社会的不满和愤怒,但是萨尔维尼和特朗普这些民族主义者却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正如萨米尔·阿明所说,为了实现“欧洲重建必须摧毁其现有的方案”,需要向东方的中国与俄罗斯看齐并将主权归还给欧洲,然而欧洲—大西洋地区目前仍受制于美国与北约。

  意大利共产党为总理孔特数月前与中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辩护:新丝绸之路是经济增长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特别是对于意大利南部与世界的联系而言,它是该地区通向新世界之路,意大利必须加快它的诞生。由于中国的合作政策与成就,许多意大利人,尤其是意大利年轻人已经认识到,相较于在欧盟内部受到的屈辱和机会匮乏,中国正带给他们越来越多的宝贵机遇。意大利的一些中小企业已经开始远离欧洲的垄断食利者并选择新的市场和挑战,努力在“一带一路”中寻求自身发展。对于那些工资远远低于同龄中国人的意大利民众而言,经济条件的实质性改善以及自身生活期望的满足才是他们当前最急于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一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外,习近平明确强调,中意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商业合作伙伴关系,更是一种植根于两国古老文明的深度融合。

  因此,国际上对中国和多边主义的支持反映出世界人民对和平的追求以及对威胁全人类的帝国主义发展态势的抵制,是所有进步力量试图建立民族主义替代方案的必要条件:当前民族主义的崛起必然会同改变世界的真正力量一道遭到阻挠。然而,对中国经验和贡献的支持远远超出我们目前的政治斗争,这是重新探寻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必然要求。


  (作者: 弗朗切斯科·瓦莱里奥·德拉克罗齐[Francesco Valerio della Croce]:意大利共产党国际部主任; 卢卡·凡齐尼[Luca Vanzini]: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博士研究生)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译者陈文旭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天津市高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研究员;张金曦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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